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美）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2
008年8月
1961年，美国自由撰稿人雅各布斯出版了她专门探讨城市规划问题的扛鼎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即被视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著作，时隔40多年，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如沐春风。作者不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现实批判意识，这使得此书没有局限于建筑规划学的狭小格局，而是广泛影响到整个公共领域与城市生活。雅各布斯揭露的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大城市发展的真相与疮疤，而这也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多样性原则”这一理论上的参考。
所谓的多样性原则，就是“城市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这样的多样性从经济和社会角度都能不断产生相互支持的特性”。多样性并不是形式和外观上的简单拼盘，而是城市内部功能性的混合效用，它意味着城市中的任何部位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互相配合、不可分割。而且真正富于活力的多样性并不来自于个别专家或管理者的规划设计，而是城市长期自我完善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说，扶持城市原有肌体的生命活力，鼓励并尊重每个市民的自主性，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然而，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主要依赖于专业设计和硬件设施投入，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和大跃进式的扩张运动，不仅没有为城市生活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空间的平衡与自由，侵蚀着原本多样性的生态文明。
城市美化运动与乌托邦的幻灭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形象工程为代表的城市美化运动（确切的说是化妆运动）在国内就从未间断过。偌大的广场和草坪、豪华的歌剧院与音乐厅，这些美轮美奂的城市意象已经遍布中国的每个角落。它们的确美化了城市，但生活于此的居民恐怕十有八九会认为它们大而无当、华而不实。因为广场和草坪往往暴露于炎热的日光之下，根本无法让人踏足休息，这既是对城市土地资源的浪费，无形中也压缩了市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城市美化运动的悖论在于：城市外观越来越亮丽，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贫乏；形象工程固然美化了城市的外观，却无法满足城市内在的精神诉求。
雅各布斯在研究纽约的城市美化运动时发现，居民对政府修建绿地的做法极为不满。原因是，“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可见，所谓的美化运动更像是一场自欺欺人的乌托邦计划。专家和官员往往主导了每一个城市街区的建设，而真正生活于此的居民却无从参与其中。一旦真正触摸到每个市民的生活体验和感受，那么，在众多貌似合理的城市规划中，很有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以广州的城中村为例。这个聚集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街角社会，类似于过去美国芝加哥的意大利人聚居区。由于治安不佳、卫生条件恶劣，这里历来被政府视为重点整治和消灭的对象。然而客观评价城中村，每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通常居住着7到8万名外来者，正是因为低廉实惠的房价和实用的生活系统，默默维系了这个低收入群体的日常需要。城中村既为城市低收入阶层和外来移民开辟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同时也为整个城市的发展和高收入阶层的优质生活提供了保障。这些不都说明城中村具有存在的重要价值和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么？――它正是城市发展自身多样性的结晶。
遗憾的是，2007年10月，有着800年历史的猎德村作为广州第一个“城中村”改造试点开始动工拆迁，代之而起的是新中央商务区（CBD）和高尚豪华住宅区（珠江新城）。试问以后还有谁能为贫苦的民工或外来保姆提供廉租房和物美价廉的一日三餐？片面追求城市外观效果的唯美建设理念，必将以牺牲广大底层民众的权益为代价。一个城市如果连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那么所谓的城市形象到底有何意义？这显然不是一个包容和谐的市民城市，而是封闭且空洞的建筑乌托邦。
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换老，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传统协调能力。雅各布斯曾经将路人行走亲切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街道眼”理论充分证明了老城区的街道充满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
雅各布斯通过比较老城与新城的营业广告时间，敏锐地洞察出老城区经济行为的活跃程度同样具有新城无可比拟的优势。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那些最摩登现代的商业区无论白天如何繁华，到了夜间10点必然关门大吉，因为它们按照统一的标准模式运行，高度同质化。而位于老城区的商业街由于是居住和商业功能充分混合的街区，在亦商亦住的自由空间内，商业活动体现出更旺盛的活力。例如广州荔湾区的上下九老街，即使到了凌晨，依然车水马龙，夜市兴隆。这正应验了雅各布斯所说的“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
老城的成功其实是若干个世代生活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每一个杂货铺和报摊都是历经无数次淘汰和选择后遗留的精华，所以每一所房子和住户之间都有着天然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而新城的发展则是瞬时性的，从新城的开发到建设不过几年时间，在如此短时间内聚集的商户与民居无论其密度，还是内在的有机联系都显然无法与老城相媲美。但问题是，新城的发展往往都建立在摧毁老城的基础之上。在大规模的拆迁运动中，尽管政府承诺修旧如故，但这种情况通常针对的是个别文物古迹，一般的市民和住户并没有得到回迁的优待。每一次剧烈的改造和社会变迁损害的多半是底层民众的利益，过去生活于老区的广州市民为了配合修建地铁被迁移到偏远的芳村和同德围，渐渐被城市抛弃和遗忘。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其实不过是依靠疯狂的房地产运动催生出来的怪物，它们彼此之间缺乏任何的有机联系，老城的活力也随着那些封闭的楼盘而一起消沉下去。单纯的发展主义所引发的旧城改造运动直接割裂了城市内部的生命尺度，导致旧城和固有社区的迅速瓦解和死亡，阻碍并遏制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
郊区化运动与公共生活的萎缩
在今天的大中城市周围，别墅群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这些吸人眼球的山林美墅或湖畔住宅，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霍华德记者倡导的“花园城镇”。在美国，这套理论的直接成果，就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郊区化运动。市民们满怀憧憬地将居所搬到田园，但事实证明了这只会造成城市中心的衰落和黑暗。雅各布斯尖锐地指出：“我们今天炮制出来的处于半郊区和郊区地带的混乱状态到了明天就会被那里的居住者本身所抛弃。这种分布稀疏，互相间相隔甚远的地方缺少一个居住点应有的足够的内在活力、持久力和固有的可用性。”中国的郊区化运动则有所不同，因为住在郊区的要么是拥有豪宅或别墅的有钱人，要么是出于经济原因无奈选择市郊楼盘的城市中低收入者。前者在逃避城市中心的繁华与喧嚣，而后者试图进入城市中心分享低廉的交通与生活成本却无法企及。这无疑是对今天城市生活的最大讽刺。
郊区化运动弊病不仅体现在资源和土地的浪费上，同时还涉及到教育，比如大学城。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都修建在郊区，那里荒无人烟，成千上万的学生被安置于此，形成一座座知识的孤岛。教育的孤岛化比居住的孤岛化更为可怕。以广州大学城为例，它位于市郊的番禺小谷围，放眼望去，一排排红色或灰色的教学楼、宿舍楼散布于空旷的草地与水泥路上，每栋建筑之间相隔竟有几百米之远，每栋楼都惊人的相似，难以想像从这些工厂般的领地中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大学城不仅将摧毁学生的个性，同时也剥离了师生之间的日常交流，被圈养于孤岛的大学生既不能进入城市生活，也无从感受社会的真实面目，他们逐渐从公共视野中隐匿和退场。郊区化运动正在消解城市中心的活力，它必将导致公共生活的萎缩，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开放的赛博空间相对于冷漠的都市也许更加具有亲和力。
美国学者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高度评价以雅各布斯为代表的美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指出雅各布斯之所以能够在城市研究方面取得如此富有创见的成果，是因为她作为一名独立的自由撰稿人能够广泛地介入公共生活，“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不盲从权威，是因为可以到处行走和观察而不受传统的规划思想的阻碍”。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对社会和公共事务缺乏热情，而大学城封闭孤独的生活则让这种消极态度顺理成章地发扬光大。新一代的大学生会不会像雅各比所预言的，“他们并不是幻想破灭，因为他们没有幻想”？
结语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宗旨，是要满足每一个城市居民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往往被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甚至漠视。
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问题无疑也是最多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早已经历过，但他们可以用近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流弊，而中国的悲剧则在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全部的恶果，并且还在重蹈其覆辙。推土机依然作响，盲目混乱的城市建设何时停歇？当土地的热情已被耗尽，人造的花园也不再鲜活，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对城市的追求？但愿这场对城市多样性的谋杀能早点结束。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博士
（本文编辑 乔向春）
